提起梅光迪，知道他的人可能并不多，但提起胡适、吴宓、陈寅恪、汤用彤等，大家则非常熟悉，而事实上，这些人都是梅光迪的同学或朋友，他们处在同一个时代，都是有名的国学大师、学派代表人物。不过，因为梅光迪生前没有出过书，又是一个“失败了的英雄”，故而他的名字显得有些陌生。
1909年，梅光笛在胡绍庭的介绍下认识了胡适，当时他们只有19岁，血气方刚，胸怀大志。两人一见如故，相交甚欢，常有书信往来，要么探讨一些复兴古学、孔教、文学革命的话题，要么相互鼓励，共同进步，不知不觉，他们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学术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以至于后来爆发了一场机烈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文言与白话”。
事请还得从1915年说起，胡适当选为文学股委员后，写了一篇题为 《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论文，他在文中说：“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文字;文言文是死的语言，白话文才是活的语言。 ”胡适不仅将白话文认定为活的语言，还提倡要用白话来写诗。随后，胡适作了一首白话诗送给梅光迪：“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由此，胡适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既：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1916年，胡适又与梅光迪就“要须作诗如作文”的问题展开了机烈的争论。梅光迪说：“对于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吾颇不以为然，因为诗文截然两途。 ”对此，胡适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答梅光迪：“老梅牢烧发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作衣，今人叫作要。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古人乘舆，今人坐轿……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何异张冠李戴，认虎作豹?……”梅光迪读罢，回信讽刺说：“读大作如儿时听 ‘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 ”梅光迪认为，白话文可以用来写小说，但不能写诗。而胡适则认为，“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而在吾辈实地试验。 ”
1917年，胡适学成归国，并积极倡导文学革命，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梅光迪看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为了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他在留美学生中“‘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 ”在他的鼓动下，吴宓加入到了他的队伍中。 1919年10月，梅光迪按捺不住，提前回国，并创办了一个名为《学衡》的杂志社，还拉吴宓、汤用彤加盟，遂使“胡梅之争”，演变为“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对垒。
尽管梅光迪的学术思想有其独到的一面，但当时信奉胡适的人远多于信奉梅光迪的人，他的崇论宏议，几乎没有几个人去听。因此，“胡梅之争”，最终以梅光迪的失败而告终。不过，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学术和成就，似乎各有所长，各有贡献。正如知名教授乐黛云评价的那样：“机进派、自由派、保守派共同构成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化启蒙。 ”
可以说，“胡梅之争”，没有谁对谁错，没有谁胜谁负，他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了不起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