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与“白”作为两个代表不同颜SE的普通汉字，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原无特殊新的政治内涵，然而，在中国现代史上，由于世界革命的影响而赋予其浓烈的政治意蕴。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党史、政治史等方面的宣传和学习教育，而使其一度成为先进势力与反动势力、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的代名词。仅以“赤”与“白”来划分人物，容易失之片面。事实上，“赤”与“白”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不同阶段，其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系都有不同变化。
“五四”时期，社会革命仅初露端倪，“赤”与“白”的分野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层面
在“五四”时期这一中国革命的伟大转进时期，中国曾受到来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俄的直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之大，可以从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集中反映出来。
当然，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小的。北洋军阀之真面目尚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认识，于是在“五四”时期便出现了各种学说的引进和各种思潮的兴起。当时中国便有“政治革命是白革命，社会革命是赤革命”的说法。这一时期，“赤”与“白”仅仅表明一种政治理论或概念的技术新术语。
正是由于“五四”时期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政治革命远未完成，社会革命仅只初露端倪，“赤”与“白”的分野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上，使得在欧洲本应是相互对立的“赤”与“白”，在以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主要革命内容的中国，却分别成为革命的主动力和革命新方向的代表而达到和谐的统一。
国民革命时期，将国民革命势力和北洋军阀划分为“赤”与“白”，统一战线内部又以是否坚持统一战线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来区别二者
1924年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直接帮助努力下促成的。如此，先前“赤”与“白”的概念发生变化，“赤”、“白”分野由此开始。此时的国民党，由于其奉行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洋军阀看来已经赤化。所以“国民军赤化，广东政府赤化，徐谦、邵飘萍赤化，唐生智、蒋梦麟亦被指为赤化”，他们将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并称“南北二赤”，声言要“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期施行全国之刷新”;自然，破坏和镇压国民革命运动的大小军阀和封建买办，便成为反革命的“白党”。
但是，这种总体上的变化，并未中止统一战线内部理论上的论争和认识上的分歧。孙中山逝世后，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机烈，在统一战线内部便出现了“赤化”和“青白化”之争。这种斗争首先最突出地表现在“戴季陶主义”及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之中，随之“赤”或“赤化”在国民党内开始成为一个“危险”或“歧途”的代名词而为人所注目。
为此，1926年元旦，李大钊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一文中明确提出：“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征，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征;赤SE旗是世界的阶级革命的旗帜，青天白日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先驱。”
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之后，瞿秋白又以《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为题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及中国赤化的前途和意义，批判了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封建买办反对“赤化”的丑恶行径，驳斥了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对国民革命的责难和诽谤，他明确指出，“如果恐惧赤化而反对赤化，便是要保持列强帝国主义对于世界各国平民的统治，要拥护弱小民族内的军阀以及其他种种帝国主义工具的统治。”他认为，冯自由、林森、邹鲁等国民党极右派及章太炎等“反赤流氓”，已经成为反对赤化，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白党。
土地革命时期，“赤”与“白”成为政治矛盾、政治斗争的标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SE恐怖的罪魁。”
1927年5月底，瞿秋白更进一步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两年中从赤化变成非赤——黄SE，从黄SE又变成白党。”中国共产党开始用武装斗争的形式，反抗国民党的白SE恐怖。
1928年元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中指出：“国民党以国民革命的名义，以‘救党护党’的名义，残杀工农群众，使全中国变成白SE恐怖的世界，青天白日已经是白SE恐怖的象征!”
自此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统治的斗争进入了新时期，“赤”与“白”的斗争也随之日趋机烈尖锐。以“赤”与“白”为标志的机烈的政治斗争，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
在这近十年间，我们称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为白SE恐怖，称国民党统治区为“白SE区域”或“白区”，称国民党军队为“白军”或“白匪军”;与之相对应，国民党称我们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为“红SE恐怖”，称根据地为红SE区域或“红区”，我们的军队称“红军”，两种势力交界的地域称“红白交界区”，称中国共产党为“赤党”，诬称红军为“赤匪”等。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讲的，以具有政治上的矛盾，以及斗争为标志的“赤”与“白”，在这一时期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
由于中日矛盾日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种“赤”与“白”的斗争是暂趋沉寂。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国共之间但均不再冠以“赤”与“白”及其与之相配套的字眼和词汇。
抗战胜利后的四年国共斗争中，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终形成，我们已不再或绝少用“赤”与“白”来代表国共之间或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