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势力
辛亥革命后至二次革命前，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即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势力。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是地主、买办阶级。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以和平手段迫使清帝退位，于1912年3月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上台之后，强化独裁统治，积极扩编北洋军事武装，将“清朝末年的新军9个师11万人，巡防营旧军4万人，扩大为新式陆军12个师另16个混成旅，约计22万人。再加上旧巡防营军和张作霖等军，共约计30余万人。”(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2页。)
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已经或正在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主、官僚和商人，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謇等。受该派控制或影响的政党，有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后三党合并为进步党。立宪派在南方一些省市的军队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派势力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它同封建的旧社会秩序有着血肉相连的利害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它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但同时又以改良主义来抵制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从自身利益出发，曾和革命派暂时联合反对清政府，支持袁世凯，这样，立宪派便由清政府的反对势力演变为袁世凯的依附势力，由与革命派的暂时联合到公开对抗。根据立宪派人的这一政治新格，该派在当时虽然拥袁，但又与袁派有所区别，从本质上看可归之为中间势力。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革命力量非常薄弱，也没有领导统一全国的能力。是北洋政府主要的反对派势力。以上三种势力，大抵可分别视之为执政势力(袁派)、中间势力(拥袁派)和反对派势力(反袁派)。若以对革命的态度区分，则可分别视之为反革命势力、依附反革命的势力和革命势力。这三种势力之间的争斗与抗衡，便造成了二次革命前一幕幕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定都之争，参议院的风波，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内阁的更迭，张(振武)方(维)事件与江西民政长事件，国会议员选举以及宋教仁案等。
营垒
二次革命前，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三种政治势力的并存和争斗，实际上是两大营垒，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革命营垒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营垒的对峙，前者不断的试图通过宪政的漏洞获取权力，后者则希望建立真正的共和体制。
袁世凯为了麻痹同盟会，对同盟会实施大力安抚举措。任命的第一任内阁中的总理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内阁部长半数是同盟会会员(包括农林、工商、司法、教育部长)，故有人称之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1912年8至9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赴京，共商国计，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时，袁世凯有意以相似于国家元首的规格隆重接待。在28日，为欢迎孙中山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袁世凯致欢迎词说：“孙中山游历海外念余年，此次来与我所商者，大有造于民国前途。”“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袁世凯还应允孙中山提出的修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又委以全国铁路督办之衔。袁世凯在黄兴北上的途中，就颁令授予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黄抵京后上书辞谢。袁又批复说：“该前留守奔走国是二十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人生，坚苦卓绝，凡我经历，中外咸知。”(《黄克强先生年谱》第302页。)
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袁世凯根据《临时约法》，在全国进行了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选举。选举结果，国民党在两院870个席位中，占有392席。共和党175席。统一党、民主党各24席，其他席位为跨党者和无所属者。1913年3月18日，袁世凯发布召开国会的命令。距“宋案”发生之后不久，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108门礼炮声中正式召开。
再次，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袁世凯也假意支持民主，一时间，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革命派组织同盟会于1912年3月宣布为公开政党，8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甚至象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达5000种，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50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40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35、30种。(方汉寿：《中国近代报刊史》第676一677页。)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70页。)
兴办企业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另一热潮。它与民主思潮有关且并发前进。随着民主共和局面的开创，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政策。大力提倡发展实业。人们建设祖国的热请被大大机发出来。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数量达七十余个，几乎遍及各省区。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1912至1914年间全国共设3937家，平均每年设厂1312家，将近达到1904—1911年间每年设厂数的两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1909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的增加尤快。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这些当然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同时民主潮流的发展又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