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陈宝仓(1900—1950)，字自箴，河北遵化石门镇大辛庄人。
早年弃文从武，考入河北清河军官预备学校，两年期满转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1923年毕业后即在国民党晋队中任职，后在张发奎将军麾下服务。
1937年初，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科长，兼任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负责武汉防务。同年8月，日军向上海进攻，敌我军力相差悬殊，受命担任昆山城防司令。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坚持100多天，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为上海及长江下游的百姓、物资转移内地争取时间。
1938年春，参加安徽宣城战役，遭日机轰炸重伤右眼失明。同年6月，日军以海空军配合向武汉进攻，眼伤未愈即奉调参加武汉会战，经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推荐，出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的参谋长，参加德安战役，是役歼灭日军2万余人，击毙日军联队长田中大佐。
抗战伊始，张发奎在上海拜访郭沫若，请求为其组建一个政治部，郭与上海共产党组织商议，遵照周恩来指示，为张组建一个战地服务队，全队30余人有不少是共产党员。陈在第二兵团颇多接触共产党人，政治上有明显转变。
御敌广西
1939年春，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陈任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负责两广军事政务。司令部初设在韶关后迁广西柳州。陈支持中共广东省委主办的《新华南》刊物，先后为刊物撰写了《天寒岁暮敌的总崩溃战》、《我们怎样击退进犯粤北的敌人?》、《我对广东青年的期望》、《中国战争与反对妥协讨击汪派汉间的斗争》等重要文章。在这期间陈有机会与共产党人、文化人士广泛接触，成为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同年秋，日军为了封锁中国出海口，截断国际对中国的物资支援，以10余万之众，从海南岛暗渡，在广西钦防沿岸登陆，沿邕钦公路攻占南宁，直陷昆仑关。国民政府军委会调集各路抗日名将及机械化部队发起总攻，陈负责组织指挥灵山方面战役。桂南会战历时一年，毙伤日军4万余人，迫使日军南撤。
1940年秋，日军占领越南，中越边境紧张，为了确保第四战区侧翼安全，及时掌握在越日军动向，陈受命组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靖西指挥所并出任主任，代表张发奎司令处理中越边境地区军事政务和越南方面的重要事宜。到靖西后即调整布防，推行经济反封锁，严禁、打击武装走私，改组国民兵团，创立通讯请报网，开展抗日宣传，加强军民联防，取得岳圩战役胜利，毙伤日军三、四百人，民众赠以“威扬塞外”的匾额。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又在全国掀起一次反共高潮。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离，隶属第四战区的抗敌演剧队第四队也成了特务紧盯的对象。时任张发奎的上校侍从秘书左洪涛是中共地下特支书记，为了保存力量，建议陈宝仓出面，请求张发奎同意，把抗敌演剧队从柳州调来靖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正是这个原因，陈也被军统特务视为有赤化嫌疑人。
化险为夷
1942年初，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等把工作重点移到中越边境靖西，陈应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的请求，帮助越盟培训爆破技术及其他军事项目人才。同年8月，胡志明在天保(今德保县)足荣被疑为日本间谍而被捕，专署呈报就地处决。后经张发奎、陈宝仓从中斡旋，把胡志明送柳州第四战区政治部军人拘留所，在共产国际的协调下， 1943年9月胡被释放。
由于越共的积极活动和中共态度的明朗化，国民党特务告发陈“放任越共四处活动”。不久，蒋介石密令追捕越共胡志明等领导人，但此时胡等已安全返回越南。为此，国民党军委法庭以胡志明等越共领导人TUO逃一事认定陈在追捕中有渎职嫌疑，传讯陈前往重庆受审。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当蒋介石为派员去全国各地抢先接受日本投降感到要员不够而着急时，陈诚深知陈宝仓在军事和外交上都是难得人才，故向蒋介石推荐陈为军政部山东胶济区接收特派员——至此，陈这场法庭危机才化险为夷;10月25日，受降典礼在青岛汇泉路跑马场举行，由军委会军政部特派员陈宝仓中将和美国海军第六师谢勃尔少将主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台上的陈宝仓将军身穿中将呢子军装，他身材魁伟，英俊威武，他那典范的中国军人风貌使人感到扬眉吐气，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向往光明
陈调任第四兵站总监部总监。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向蒋介石告谓陈宝仓有遗失给养物资，资助解放军的嫌疑，因而被免职。
1948年春，陈在香港加入地下民革，并得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饶彰风、方方等接触，陈表示可赴台湾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工作的愿望和决心。
是年底，陈嫌案撤消，调任国防部中将高参。1949年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有资料表明是受李济深委派)的派遣赴台湾工作。
慨然就义
1950年6月，因“吴石案”，地下党身份暴露，与吴石、聂曦、朱湛之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从容就义。陈宝仓将军的骨灰从台湾通过教会人士运往香港又运至北京，1952年MAO泽东主席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
1953年举行隆重公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主祭，宣读长篇祭文《悼念陈宝仓同志》，经过千辛万苦寻取回来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文革”时期，陈家遭到抄家，就是有MAO主席签署颁发的“烈士证”也未能幸免。但巧的是抄家后没多久，陈家人在造反派头头办公室的纸篓里意外地发现了烈士证，于是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重新收藏了起来。
与烈士证的遭遇相比，陈宝仓在八宝山的烈士墓却得以幸免。原来，当初竖立石碑时，陈家人要求从简，没有在碑后面镌刻任何文字，造反派们吃不准烈士的背景，没敢动手。而距陈宝仓烈士墓不远的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墓地就遭到了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