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B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然而收归国有只是放在台前的遮羞布罢了，实际上是要借此抵债。
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 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1911年6月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此次运动催生了辛亥革命，葬送了大清。
当清政府决议将川汉铁路，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时，便撬动了历史的转轮，没人想到代价居然如此之大，入关两百年的满清竟丢了江山。此举彻底触动了四川各大士绅、商人的利益，可以说完全丢掉了四川的民心。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罗纶起草文章，逐条批驳，并联合2400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
邓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着文，痛骂“盛大臣卖国奴”。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连夜即发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 当时各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的烽火已经点燃各地，但是反动媚外的清政府对保路运动依旧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办”;
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加剧了人民对它的仇恨，而且从和平保路转向了武装斗争。这时，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
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阳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 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有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抢，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且不准收尸，对成都民众采取高压政策。为了纪念“成都血案”中牺牲的30余名壮士，川汉铁路公司在1913年专门铸造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纪念碑的选址便在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园，碑身高达31.86米，碑座四面的铁轨、火车头、信号灯转折器和自动连接器已经被岁月侵蚀的模糊不清。如今公园里游人如织，但却少有人会在纪念碑身旁短暂停留。当晚，保路会曹笃和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些被人称为“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各地保路以及革命的同志都开始暗地筹划，更进一步掀起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势。
后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龙鸣剑更誓言要攻破成都。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
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清政府获知消息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然而却让武汉出现空虚，当地革命党人的机会悄然出现了。当时湖北清政府的力量已经大为削弱，余下的新军许多已加入革命的队伍。很快，武昌起义成功，武汉国民政府成立，清政府一晚之间丢了半壁江山并很快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