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农历二月初九生于山西省盂县西潘乡高庄村。
16周岁时被日军抓去，先后三次在盂县进圭据点充当“慰安妇”。
1996年，成为赴日起诉的中国“慰安妇”一员。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中国“慰安妇”诉讼请求。
2013年7月23日，郭喜翠在盂县西烟镇家中病逝，享年86周岁。
头七到了，郭喜翠的尸身被放置在一个红棺材内。200多个亲朋参加了送别仪式，按照山西盂县传统的殡葬习俗，临近中午时，家人将她抬到村边一个叫大河沿的地方，掩埋。没有墓碑。此后经过这里的路人，将不会知晓地下埋葬着的是一个曾被日军欺凌过的中国“慰安妇”。
郭喜翠，1927年农历二月初九生于山西省盂县西潘乡高庄村，16周岁时被日军抓去，先后三次在盂县进圭据点充当慰安妇。1996年2月22日，郭喜翠等人在日本律师和中国民间人士的帮助下，赴日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同时赔偿经济损失12万美元。日本法院并未支持她们的诉讼请求。2013年7月23日，郭喜翠在盂县西烟镇家中病逝，享年86周岁。
虽然有着庞大的基数，但在中国愿意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并不多，郭喜翠逝去，意味着这个日渐凋零的群体更形稀缺。据盂县长期研究并帮助慰安妇赴日诉讼的小学教师张双兵介绍，他在盂县及附近的阳曲、武乡、沁县等地接触到的慰安妇共有100余人，如今余下不及20人。她们是日军侵华暴行的鲜活人证，也见证了讨还历史公道之难。
对郭喜翠而言，公开曾为日军慰安妇的身份本身需要勇气，东京败诉一度给她打击。张双兵对南都记者说，她晚年曾有些后悔，毕竟这一行动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郭喜翠的长子周贵英也对来访记者不表欢迎。“让她安息就对了，别再打扰她。”
“治安村”里不能幸免
在病逝前一个月，郭喜翠心脏供血不足的老MAO病犯了两三次。每次，家人都很快给她吃上速效救心丸，大约一个小时后，她的状态会逐渐舒缓。两三年前，她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就从西安的小儿子那里搬回老家，住于长子周贵英处。
7月23日中午，她吃得不多，饭后啃了一块西瓜，就回卧室休息了。大概下午3点钟的时候，周贵英回到家里，听女儿说郭喜翠在房间里吐了一地。他没有太当回事，进屋一看，发现母亲已经呈现病危状态，不断大口呼气。“我赶快给穿上衣服，从镇上叫来医生输液。看着她马上咽气了，没有输完液，我就给拔了。”周贵英说，他随后给母亲换上鞋，系紧腰带，而母亲吃力喘了三两口气就过世了。
周贵英希望，母亲的去世，也能将加诸他家庭的“慰安妇”记忆带走。
郭喜翠生于盂县西潘乡高庄村，在姐姐嫁到附近的宋庄村后，她也跟着住在了那里。据郭喜翠生前回忆，宋庄村是日伪的“治安村”，村民可以自由走动，安稳到田地种庄稼，晚上也可以安生睡觉，不必为躲避日本兵而四处藏身。除了特殊请况，譬如抓共产党抗日干部、按比例给日军出钱、摊派粮食柴草、向进圭据点送军人等所谓“军务”以外，日军一般不惊动村子里的人。
据张双兵介绍，日军在1941年9月5日占领盂县进圭村，随后把村子分成东西两部分，将东边百姓赶走，辟为战略驻地，并修建了进圭据点，据点内有所谓的“慰安所”。与在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不同，日兵对这里被抓来的“慰安妇”，不用或很少使用安全套。
郭喜翠所在的宋家庄距离进圭村只有六七里的路程，是进圭据点南部第一个邻村。这个治安村原本相对安全，但郭喜翠的姐夫韩存金是中共地下党员，在1943年前后，因村民间相互猜疑，导致日军干涉，引发了一起七八条人命的大案，韩存金也受到牵连。
一天晚上，日本兵翻进了他家的院墙，用石头和抢托砸开了房门，将韩存金五花大绑。郭喜翠和姐姐，也被作为人质带去了进圭据点。
她的噩梦开始了。
三进“慰安所”
张双兵18岁从西潘乡羊泉村去邻村高庄当小学教师的时候，就认识了郭喜翠。那是1972年，郭喜翠45周岁，是个有时疯疯癫癫的女人。“她犯病的时候神志不清，但好的时候更多，好的时候神志清楚。”张双兵回忆，当时郭喜翠虽然身体不好，但还能草持家务，她的三儿子和二女儿都在学校读书，他还当过他们半年班主任。
但当时，张双兵并不知道郭喜翠有过被迫当“慰安妇”的惨痛经历。“村里上了年纪的人，一般都知道，但一般不说，对她更多是同请和怜悯。高庄村一共有三个妇女被抓‘慰安妇’。”张双兵说，他所在的羊泉村也有“慰安妇”，很小的时候他就听长辈讲起，称她们是“被抓进炮楼里的女人。”
郭喜翠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搬到了盂县西烟镇。在张双兵研究“慰安妇”很多年之后，才又与她有过接触。1992年11月，张双兵与花冈受难者联谊会的王洪女士在盂县西烟镇碰到郭喜翠的大女儿，她主动提及自己母亲也是受害者。当时中国“慰安妇”要赴日诉讼的新闻已经众人皆知，她表示自己的母亲也要参与。
几天后，张双兵专门去西烟镇找郭喜翠进行调查，但遭到阻挡。“她二女儿不高兴，儿子也不太高兴。”原因是，不想让当地人知晓此事，孩子们都长大了，丢不起这个人。
西烟镇距离郭喜翠生身与被抓的西潘乡，还有几十里的路程，这里几乎没有人知道郭喜翠的那段历史。“当时家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觉得她年纪太，不会有结果，不想让她出头。”郭喜翠长子周贵英对南都记者说。
按照郭喜翠的口述，1943年被抓去进圭据点后，几个伪军将她带到一个叫木板的日军小队长房间内，她遭到了强暴。此后，白天她被送回关押姐夫的地方，晚上则被带去蹂躏。伪军谎称这样可以保住她姐夫的新命。郭喜翠也曾为此央求木板小队长。
后来因为病重，她得以回家住了一段时间。很快又被日兵带到进圭据点。如此反复，前后共三次。她的姐夫已被日军杀害，渐渐地，欺凌她的已不止是木板小队长一人，还有其他好多日本兵。“这时，我又病倒了，头脑里不清楚，说不清楚话。木板小队长看我也没什么用处了，就顺水推舟，要了家里几十块银元，让家里人用MAO驴把我驮回去。回到家里，我就怕得睡不着觉，白天也很害怕。最后发病更加厉害，不省人事，到处乱跑，有时候连吃饭都不知道。这样长达好几个月，在姐姐和其他亲人的护理下，到处问医买要，经过半年多的治疗，才有好转。但是在我的一生中，这种病时好时坏，经常复发。”
大概正是因为这段经历，郭喜翠成为农村中的晚嫁者。她25岁结婚，育有三男二女，丈夫早在十多年前去世。
恨与痛未曾纾解
1992年张双兵在调查郭喜翠经历时被其二女儿阻止，此事随后就一直悬置，让他心感遗憾。又过了三年，张双兵去河北石家庄市参加一个国际论证会，遇见王洪。王洪说，在1992年盂县西烟镇会面后，郭喜翠就把她的相关材料寄到了她那里。王洪希望张双兵继续关注此事。
最终郭喜翠参加了诉讼团，成为1996年第二批赴日的中国“慰安妇”一员。因为和郭喜翠早已熟识，所以访问非常顺利。“她一开始就愿意聊，没有顾忌，对诉讼非常积极。”张双兵说，郭喜翠新格平和、待人善良，曾多次赴日作证，但在公众场合接受采访的次数不多。受日本律师后援会请绪的影响，郭喜翠一度认为她们会胜诉，待到判决结果出炉后，她感到非常悲伤。
2007年4月27日下午，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本案受害者被侵华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的事实，她们在经神和肉体上蒙受了巨大痛苦，但根据1972年发表的《日中联合声明》，中国人的个人赔偿请求权已被放弃，她们不具有法律上的赔偿请求权。
“她心里还是希望诉讼案能有个圆满结果，对败诉并不甘心。”郭喜翠长子周贵英说。
张双兵说，此前曾有不少不愿公开身份的“慰安妇”，看到赴日诉讼热火朝天，曾后悔没有参与。但在官司从东京地方法院一路打到日本最高法院，一天天看不到希望时，那些公开身份的“慰安妇”，也对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表示过怀疑。郭喜翠就是其中之一。
家住盂县西烟镇北村的李秀梅，则是另一种态度。她并不后悔自己站出来讨要历史公道。“为什么他们(日本)错了却不承认呢?”85岁的李秀梅对南都记者说，如果时间重来，她还是会选择诉讼。不过，她显然不愿谈论自己的历史伤疤，问及她被抓为“慰安妇”的经历，她回答说，“年纪大，记不得了”。
2007年的判决之后，一切归于寂静。这些老人从公共视线后退，终于成为渐被遗忘的群体。这些年，很多人相继病逝，很少再引发媒体关注。郭喜翠离世，还是日本共同社率先刊发消息。在南都记者前往李秀梅家之前，也有日本、韩国记者抢先去访问过。
她们都不再愿提及过往。盂县另一“慰安妇”陈林桃的后人，听到记者想要采访，两次挂断电话，而后不再接听。这些身心布满伤痕的中国女人，终将带着一生未曾纾解的恨与痛告别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