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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廷争的机烈想必不用再多做描绘和渲染了，国初南北分榜之争、都燕论开廷争之滥觞，中期谏武宗南巡，大礼议，后期争三王并立，以致崇祯朝危机之时，还要议迁都并争论“君王死社稷”。明亡之后，遗臣如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对明代政治很是做了一番反思，王夫之更是直接批评明臣多意气之争，士气甚机。那么明代朝野为什么会起这么大的争执呢?
首先明太祖对上书陈言是鼓励的，这一点可以参考太祖《卧碑文》和《大明律·礼律·上书陈言》，这也每每被认为言路闭塞的明代士大夫拿来作为批评的论据。
此外，明代六科之制为争论提供了制度保障。六科制度使得廷争不是无意义的争执，而真的可以影响朝堂决策。孟森先生即指出明代“不经科钞令部再覆，则虽奉旨无效……士大夫惟有此职权，虽或触仵，终必有践此职者。明一代士气之盛，死节之多，其根本在是”。
另外，从思想氛围的角度来看，明代士大夫标榜廷争。如王夫之《宋论》中有“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治，而言乃为功”(当然，作为对明亡的反思，《宋论》整体的基调在于批评过度的廷争)。其时，明代士大夫很有股师儒的自我认同(师儒语出《周官·天官》，在明代本是国子监祭酒的别称，这里笔者借此想说的是明代士大夫匡扶天下的志愿)，细细品味一下明代朝堂的大争论，如谏武宗，谏世宗，谏神宗，每每让人有一种君臣意气之争的感觉，士大夫本着一种天下之责不惜犯颜天子，甚至乐此不疲，这可能是明代廷争机烈的心理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