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过去了，工作仍没有着落。杨丽娟总是捂着胸口说，“这几天因为工作的事，我身体不太舒服，烦得很”。
一家公益组织西北地区负责人曾主动联系杨丽娟，愿意为她提供一份带薪志愿者的工作，转正后每月薪水3000元，比她上一份工作多1000元。她很是心动，可犹豫不决。
这份工作需要掌握基本的打字、搜索和word操作技能，这几乎吓退了杨丽娟。她没有电脑，也不会使用。她现在用的手机还是三星最原始的一款智能机，除了偶尔上微信与教会的人联系活动时间，从不上网。
一个午后，杨丽娟站在广场上喂鸽子，皱着眉，思虑重重的样子。那位负责人打来电话，与她商量见面的时间地点，前者是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兰州人，听闻杨丽娟的故事，十分同情，希望能帮助老乡过上更好的生活。
杨丽娟将电话的听筒放在腮边，总说听不清。在我接过电话与对方沟通时，她面色严肃，头也不回地向前走了。
等我追上她，她已经作出决定，“还是算了吧，我不接受那份工作了”。
无论我如何劝说，她都没有改变主意。这可能与1小时前在餐厅的情绪失控有关。
这天中午，我与她在一处餐厅午餐，本平常地说着话，她突然变了脸色，露出凛冽的眼神，不由分说地起身要走。我云里雾里，试图阻拦，更加剧了她的愤怒。
出了餐厅，她的下眼睑在抖动。平静下来之后她终于向我坦承，在餐厅时，她感到对桌的男人“可能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不停地打量她。不仅如此，她还“察觉到”周边的服务员也凑在不远处，“竖起耳朵”听我们的谈话。
那样的氛围让她莫名地心慌与烦躁，也让她想起了过去。
最早，她常在街上被人认出。指责、嘲笑甚至侮辱，会直接蹿入她的耳朵。这些令她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失眠、紧张、心悸、焦虑。
她没有仔细描述自己如何克服这样的心魔。在当年她和父母接二连三地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时，早有心理学专家指出，杨家人需要进行及时的心理干预和治疗。她没有告诉我是否看过心理医生，认为自己现在“挺好”，只要“能有平静的生活”，“一切都还过得去”。
她最终以“无法确定她是否是真心帮助我”为由，拒绝了和那位公益组织负责人的见面，辅助理由还有许多：工作地离教堂太远了，不确定自己的能力是否胜任，已经错过了任意尝试的年纪——今年她40岁了，孑然一身，又深感资质平庸，她无辜又真诚地望着我：“我已经不像你们了，在我这个年龄，做出一个改变的决定太艰难了。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这不是她第一次错过学习的机会了。教会一位老师曾经自费为她报班学钢琴，希望她学会弹琴后能成为唱诗班的伴奏，以此谋生；起初，杨丽娟也投入了十分的精力，渐渐又放弃了。她认为自己“年龄太大了”，“学不进东西了”。
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原因让她在这次机会面前退却。曾经有人邀请她去自己的传媒公司工作。在那里，她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公司聚集了一群搞文艺的年轻人，杨丽娟时常跟着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但她总感觉自己无法真正融入其中，“他们都受过教育，也很年轻，反正就觉得，我们还是隔着的”。
这个传媒公司在2013年倒闭，此前杨丽娟的工作是整理文件、打扫办公室，并无太多实际内容。期间，老板为她安排了2次电视媒体采访。播出的节目中，公司的广告牌出现在许多画面背景中。
杨丽娟说，她现在“不再对别人的帮助抱有期望了”。她只想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如果有真心想帮助我的人，上帝会带他们到我面前来。否则，我只有过好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