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化县隶属湖南省娄底市，前不久，这座临江小县城的宁静与祥和被一起特大越南妇女拐卖案所打破。
2016年9月25日，新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新化县上梅镇有人拐卖越南籍妇女。经过连续三个月的昼夜追缉，一个分工严密且疑犯涉及云南、四川、湖南多地的特大拐卖外籍妇女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一批新化籍犯罪嫌疑人采取投资入股方式，从云南籍犯罪嫌疑人手中低价“购入”越南妇女，再转手高价出售给他人进行跨国买卖。
案请上报后，公安部将该案挂牌督办，一条拐卖越南妇女的黑SE地下产业链被彻底摧毁。
涉案人数众多股份制运作
买了“越南新娘”的刘某文怎么也想不到，第一次带着所谓的“妻子”上街购物，“妻子”就趁人不备，不告而别。
2016年9月25日，新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新化县上梅镇有人拐卖越南籍妇女，而这个举报人正是刘某文刚花了39000元高价“娶”过门的越南籍“妻子”。
“新婚燕尔”不到两个月，刘某文就落了个人财两空的结局，而为他安排这一切的正是他的妹妹刘某香。
经查，作为本案关键人物，刘某香伙同丈夫卿某林，借为他人介绍对象为名，长期从事越南妇女买卖的非法勾当。
2016年6月至8月，卿某林、刘某香伙同他人，分3次从云南籍卖家杨某寿那里“购入”6名越南妇女。由于急于TUO手，刘某香居然把交易的对象放在了自己娘家人身上。
警方进一步侦查发现，与卿某林、刘某香合伙拐卖越南妇女的，是新化籍人员卿某兵、卿某山和新邵籍人员邹某意，他们均是在卿某林的“牵线”下，加入到了越南妇女的非法买卖当中。
卿某林手头掌握着所谓的“资源”，就是能联系到云南卖家，找到可供买卖的越南妇女。给卿某林介绍“资源”的是一个叫卿某花的人，该人在新化当地被称为越南妇女买卖的“鼻祖”。
经查，正是在卿某花的“接头”下，卿某林认识了杨某寿等一批云南“卖家”，使得从云南河口到湖南新化这条越南妇女买卖的运输线得以畅通。
卿某林被抓时，警方解救了6名越南妇女。据卿某林交代，这6名越南妇女算他和卿某兵、邹某意、卿某山4人合股投资，并按出资多少分成。
卿某林坦言，“购入”这么多“越南新娘”，感觉资金一下子有些吃紧。为此，他们以集ti的名义找别人借贷，并计本付息。
警方侦查发现，在股份制的运作ti系里，一切都算在所谓的“公家”里，同样被计为“成本”的还有“媒人”的介绍费等。
参与侦破此案的新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中队长田军告诉记者，“公家”是股份制运作的一个壳，通过这个壳，犯罪团伙对拐卖、“圈养”、接送、牵线、收买等环节进行了明确分工。
家族式参与反侦查意识强
张某丽本是“越南新娘”，“嫁”入中国多年。当初，卿某花把张某丽买到新化，没料到后来她也成了人口贩卖团伙中的一员。
当新的“越南新娘”来到新化，张某丽便会根据卿某花的安排，充当临时“翻译”。此案中，罗某翠、杨某本也都是被拐来的越南人，并和张某丽一样加入到了越南妇女的非法买卖当中。
此案中，曾某华家里通过熟人买了一个“儿媳”。之所以选择“越南新娘”，曾某华告诉记者，正是受到“张某丽们”的影响。
记者了解到，“张某丽们”让一些有单身汉的家庭抱着侥幸心理，觉得买卖“越南新娘”可行，也让初来乍到的“越南新娘”放下心理包袱，觉得“嫁”到中国来可信。
“这是一个畸形封闭的市场，熟人拉着熟人一起干，熟人给熟人推荐介绍，‘张某丽们’有时候既是熟人，也是家人。”新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杨爱文梳理案件时发现，这个犯罪团伙里，有多对犯罪嫌疑人同门同户。
伍某宁是卿某林等人安排去云南接送“越南新娘”的司机。多次来往云南，伍某宁既熟悉了套路，也拿到了“资源”。因此，他决定不再依附卿某林他们，开始单干。
去往云南的线路，一路高速。回来的时候，他记住了一条“安全”路线，还随身带了几张女新身份证，以给买回来的“越南新娘”打掩护。
买家如此，卖家亦如此。现身的很多云南卖家，大多都没有名字，往往就一个代号。此外，为沟通方便，参与买卖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借助现代化的网络通讯手段。
“这些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很强，他们之间经常互相串通，试图逃避公安机关追查和打击。”田军告诉记者。
“买方”将一律被追究刑责
如今，曾某华懊悔不已。当初为了给儿子买娶媳妇，曾某华不仅花尽了家中积蓄，而且还向别人借了钱。直到警察来到家里，曾某华这时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和家人已经触犯了刑法。
对于拐卖者来说，法律的制裁必不可少，而收买被拐妇女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再仅限于人财两空，还将加上定罪判刑的处罚。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我国刑法原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被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意味着今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也将一律被追究刑事责任。
此案中，有多户家庭参与买娶了“越南新娘”。记者梳理发现，买娶“越南新娘”者，多数以农村大龄青年为主。为买娶“越南新娘”，他们往往花费数万元。但买娶“越南新娘”，一方面有可能涉及拐卖，触及法律所禁止的跨国人口贩运的“红线”；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涉及婚姻诈骗，双方一旦发生纠纷，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几经波折，2017年中国农历“小年”这天，首批12位“越南新娘”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在她们身后，一条绵延的法律“红线”正护佑着她们平安到家。
□ 本报记者 蔡长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