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黄河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尤其是长江，它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一条解决饮水问题的河流了，长江的意义涉及到军事、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对整个社会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能够左右国家的兴衰存亡。
清朝时，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尚不十分丰富，他们甚至还不知道长江的源头是金沙江，更不知道沱沱河-通天河与长江间有什么渊源。
事实上，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多数人还错误地以为，长江的正源是青海境内的那曲，而在1856年的时候，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大清朝”人或“天国”人，都普遍把岷江当作长江的正源，所谓“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在那个年代，是默认为一位四川人对一位江苏人的遥遥思念的。
尽管如此，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不可能将这条中国第一大河流置之度外。
对于远在北京的清廷和咸丰皇帝而言，长江流域关乎国家财政的稳定，甚至国家的运数。
早在唐代，江南就已取代关中、河南，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和粮食来源，曾担任要职的著名文学家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即90%)”，语虽夸张，却凸显了江南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意义。唐德宗李适贞元年间，由于藩镇割据，坐困关中的唐朝君臣无时无刻不惴惴不安，唯恐缺饷缺粮的禁军再度哗变，当大批江南漕米沿着运河-黄河水道运抵陕州的消息传出，一向沉稳的李适竟狂喜失态，抱住太子的头高呼“吾父子得生”。当时因为江南的米粮、财赋无法运进长安，皇宫里居然连酒都找不到(酿酒需用的米也来自江南)。有记载称，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间，全国每年租赋收入约为1200万缗，其中来自江南的竟占逾50%。
宋室南渡和北方连年战乱，令长江流域在全国财政方面的地位更加突出，到了清代康雍乾三世，已形成“天下哺给，仰赖东南半壁”的格局。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武状元、江苏吴县人于国柱在康熙廿二年(公元1683年)为《江南通志》作序，称“国家……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为重地……国之大计，以财用为根本，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荚，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
由于清朝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为恐汉人造反，不得不在京师屯驻大军，仅八旗京营总兵力就达133838人(魏源，《圣武记》)，加上绿营巡捕五营一万人，京城常备兵总数近十五万，连同官员、差役、商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不仅如此，除东三省外，清朝驻防全国各地的八旗官兵，按定制都算“出差”新质，其家属则领取圈占的“旗地”，加上驻京八旗官兵、官员家属，人数已逾数百万口，这些人同样是清朝的“国家根本”，需要官方耗费钱粮豢养。
上述庞大开支，绝大多数仰赖长江沿线的供应，因此清朝对长江一直投入极大关注。八旗是清朝最倚重的“自己人”，采用集中驻防、居中驭外的布防形式，京师以外，仅扼守最重要的据点，而这些据点又以长江或连接长江与京师的运河沿线最为密集。
据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钦定中枢政考》记载，当年除京畿、东北以外，全国驻防八旗总兵力为127443人，其中沿江布防的有成都(设将军，2376人)、荆州(设将军，6460人)、江宁(即南京，设将军，4546人)、京口(即镇江，设副都统，1644人)，沿运河布防的有乍浦(设副都统，1650人)、青州(设副都统，1880人)、德州(设城守尉，550人)，总数达19106人，占了近10%。
考虑到长江、运河沿线几乎都是治安良好、社会稳定的内地，如此高的八旗兵部署密度，足见清廷对长江财赋的重视。
八旗以外的行政体系，对长江的重视程度更异乎寻常。
沿江自西向东，有三总督(四川总督驻成都，湖广总督驻武昌，两江总督驻江宁。当时清朝统辖地方行政的总督总共只有八位)、三巡抚(湖北巡抚驻武昌，安徽巡抚驻安庆，江苏巡抚驻苏州。其中江苏巡抚还特辖江宁、苏州两位布政使，其余各省都只有一位);
而全部三位河道总督(南河总督驻江苏淮安清江浦、东河总督驻山东济宁，北河总督由直隶总督兼)和一位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也全部分布在运河一线，其主要职责，实际上就是维系长江-京师生命线的稳定与畅通。
可想而知，长江对大清的重要新非同一般，直接影响国家的存亡关键所在。
